（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他人感情作用。内酌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室”，“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柢，多半凑热闹而已。凑热闹成了风，从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紀念劉和珍君 作者：魯迅

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 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 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 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 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 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雲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 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 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衚衕，賃屋授課 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複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 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 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 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 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僕；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 出，也立僕。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 靜淑君還在醫院里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 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 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 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 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然而如果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福祉增加任何的东西，如果它败坏我们的风尚，如果这种风尚的败坏 玷污了我们趣味的纯洁性，那末我们对于那些初级读物的作家们又将作何想法呢？他们扫除了通向文艺女神神殿的种种困难，而这正是自然布置下来作为对于那些有 意求知的人的能力的一种考验。那些编纂者们轻率地打开了科学的大门，把不配接近科学的芸芸众生带进了科学的圣堂，我们对于这些人又将作何想法呢？本来应该 期望的是，把所有在文艺事业上不能深造的人都摒除在大门之外，使他们得以投身于有益社会的工艺。终其一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诗客或者一个低劣的几何学家的 人，也许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织造匠。自然注定了要使之成为自然的学徒的人，是不需要老师的。佛鲁冷、笛卡尔、牛顿这些人类的导师们，他们自己是从未有过导师 的；又有什么指导能够把他们引到他们巨大的天才所能达到的地步呢？平庸的教师只能限制他们的智力，把它们束缚在教师自己的狭隘能力的范围之内的。正是由于 最初的障碍，他们才学会了努力，并且要力图超出他们已经走过的那些广大的领域。如果一定要有某些人来从事科学和艺术的研究，那就只能是这些自问能独自追踪 前人的足迹、并能超越前人的人了；为人类精神的光荣树立起纪念碑，就只能是这样的一些少数人。然而，如果我们不想有任何东西超出他们的天才之外，就必须不 能有任何东西超乎他们的希望之外，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唯一鼓舞了。灵魂总是不知不觉地与它所追求的目的成比例的；而造就出伟大的人物的，则是伟大的时势。 最雄辩的大师总该数罗马的执政官，而也许最伟大的哲学家就要数英国的财政大臣大法官了。如果前者只不过担任大学的一席讲座，后者只不过获得 学院的一笔微薄年金的话，那末，我就要问，我们能相信他们的工作会不受他们处境的影响吗？因此，就请君主们不要不屑于把那些最能对他们进忠告的人容纳到他 们的议会里来吧；但愿他们能放弃那种由伟大人物的骄傲而造成的古老的偏见，即领导人民的艺术要比教化人民的艺术难得多；仿佛是使人民甘心情愿地努力为善， 要比以强力约束他们为善还更容易似的。但愿第一流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朝廷里能找到荣誉的安身之所吧，但愿他们能在这里获得与他们相称的唯一报酬，也就是他们 能以智慧教育人民从而增进了人民的幸福这一功绩的报酬。唯有这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被高贵的情操所激发的、并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在共同努力的德行、科学和权 威，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然而，只要权力是一回事，而知识和智慧又是另一回事，学者们便很少会想到什么伟大的事情，君主们则更少会做出什么美好的事情来， 并且人民也就会继续是卑贱的、腐化的与不幸的了。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列位最不便利的是什么？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校，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学校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到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需要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求求学的，请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校学生就无妨碍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作保，此层只管放心，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第一师范学友会教学研究部启

我们的时代同时处于两种压迫之下，一种是政治权力的压迫（虽然常以经济的形式），另一种是大众群氓的压迫。

公共权力与公共民众依然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纠结 之中。

权力不懂得教育和提升公众，因为它甚至不懂得自己的目标何在。公众不懂得尊敬和运用权力，因为它很难不沉浸在被压迫被蹂躏的感觉中。

对于权力的质 疑，已经深入人心；但对于公众的质疑，还没有得到生长。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普遍的混乱，看似好像多元并存，但其实，各种杂沓的声音并没有混为和声的可能，各 种扰攘的意见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基础

那个时期实际上不存在“公众利益”，这当然行不通。不过，党派利益在必要时候可以代表公众利益，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罗马的公众除了在被迫的情况外没有参加任何一方。

这一变革纲领所要求的最基本的紧缩政策却无法得到贵族和宫廷的认可，为此，杜尔哥唯一可以寻求支持的权力基础便是君权；然而，旧制度下的君权早在1614 年的三级会议中已经丧失了与第三等级建立政治联盟的机会，从此便也放弃了这一可能的联盟政策。这便直接导致了长久以来法国君权无法从贵族的军事和经济包围中解放出来，获得足够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而这样的空间历来便是帝国的改革家们在推行变革措施之时所必须的。尽管大主教波絮埃说过："王权是神圣的。"人文主义者博丹在圣巴萨罗缪节前夜的大屠杀之后写道："一个国王只对上帝和他的良心负责。"但这一切只不过是起到了一个空空的关键词的作用，提醒人们法国政体在原则上仍然是君主制；在事实上，现在的实际权力已经分散到很多人手中，原则上的君主制在实践中却是广泛的集体施政。国王的权威四分五裂，遭到议论，受到怀疑，虽然无人否认国王权威的基础，但权威本身却已经不大能树立得起来，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来说服对方，这就是日常的用权之道；妥协的艺术就是旧制度时期施政艺术的基石；严格地说，旧制度时期的君主制实际上却是一个靠交易存在的君主政体。

"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策略：不给任何迷信者、盲从者、无知者或愚昧者、罪人以容身之所。……我们不仅要知道比基督教更多的东西，我们还必须显示出我们会更好，显示出理智带给人类的恩泽远远胜过神的恩典。"然而，从来就缺乏政治禀赋的杜尔哥似乎从来不曾意识到：人类对"神的恩典"的倚赖远远超越了对人类自身理智的历练，任何时代均是如此。

把一切的操作建立在“终极失败”这个大前提的基础之上，那就不妨再多走一步，考虑一下通过一场注定的失败能否留下足以震动这个体制的东西。用农夫的锄头大战风车，并不足以证明勇武精神。

当时的罗马国正是以军事力量和牺牲自己的成员为其立国基础的。